江西南昌眼角膜受伤怎么办,江西南昌眼角膜手术多少钱,江西南昌眼角膜发炎怎么治疗

您当前的位置 :新闻中心 > 荆州社会 正文 来源: 荆州电视台 时间:2017-11-21 04:45:11

江西南昌眼角膜受伤怎么办,

原标题:大明王朝晚年鸡汤文(善书)盛行,是针对哪一种官场积弊,效果又如何

晚明时期,特别是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,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,贸易发达,经济繁荣,这已经为学界所公认。但是,在经济发展的同时,晚明政治经过二百余年的运作,却也已经是弊窦丛生,所谓“人乐于因循,事趋于苦窳”,官员人浮于事,庸官懒政现象十分突出。当时一批有识之士纷纷开始提出各自的对策,并付诸实践,力图使大明王朝振衰起弊,除旧布新,其中的经验教训,值得后人垂鉴。

张居正“考成法”的推行及夭折

张居正改革是明代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,被后人视为晚明最后一道“耀眼的暮光”。考成法则是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,于万历元年由张居正提出,所谓“考”即考核,“成”就是官员的办事实效,或称治绩。换句话说,考成法就是考察各级官员工作是否落到实处的法规,其目的则在于提高行政效率,防止庸官懒政。

在“考成法”实施之前,明代虽然也有官员考绩制度,但完全由各个政府机构长官负责,而这些长官与下属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,因此,大多无法作到公正评判。考成法出台后,扩大了内阁的实权,内阁直接掌握监察系统,对行政官员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考核,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考核的公正性,避免“人情考核”、“面子考核”的情况,对于激发各级官吏的工作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另外,“考成法”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考核标准的可量化和可操作性。

但是“考成法”施行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,总的来说就是操之过急,结果给地方官员和百姓造成了严重负担。由于张居正一味以钱谷征收和土地清丈作为官员考核的唯一标准,因此导致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升官发财,在追征赋役和清丈土地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,或者不切实际地强迫地方百姓在规定的期限内完纳赋役,史称“酷比”,或者则是虚增田亩上报,以求邀功请赏,百姓因此苦不堪言。

所以,当时就有人指出了“考成法”急功近利的一面,认为“督复急,人情不堪,非所以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”,而后来既得利益集团正是抓住这一点,群起而攻之,遂使这一改革措施最终夭折。

吕坤对吏治的批评

吕坤是明代晚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,他于万历二年中进士,历任地方知县、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等职,最后官至刑部左侍郎,逝世于万历四十三年。

吕坤步入仕途之初,正是张居正改革开始推行之时,正由于此,他的思想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张居正的影响,在其晚年为张居正文集所作跋语中就说,张居正之学为“笃实之学”,其丰功伟绩不可磨灭,“一言以蔽之曰任”,也就是勇于担当。

在吕坤的眼中,当时的明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是浑浑噩噩,醉生梦死,“贤者十一,而惰不事事者常九也。以造册虚文为壅蔽之具,以点查虚套为可科罚之私,昏昏如卧穴之狼,泄泄如处堂之燕,不求济事,只是扰民”。这些人都是“把天地间真实道理作虚套子干,把虚套子作实事干”,在位期间毫无建树。

而之所以造成这一因循守旧的局面,他认为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,首先是当事者主观上的不思进取,养成了“苟可以”的心态,在任期间但求无毁无誉,“窃位而苟禄,备用而全身”,只盼望做个太平官,所以都是些“碌碌庸人”。

其次,则是科举考试与政务实际的脱节,导致很多官员实际上并没有能力从政。吕坤特别指出,明代万历十四年以后,科举考试的题目和文字都愈发偏怪,应试者所作文章“如墓中说鬼话,颠狂人说疯话”,文章“到不省得到处才中,到自家不省得处才高中”,经过如此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才,又怎么能够期望他们有所建树呢?

再次,选拔机制的唯上不唯下也是原因之一。官员的迁降主要取决于上官的意志,导致“古之居官也,在下民身上做工夫;今之居官也,在上官眼底做功夫”,所以自然也就不会留心民瘼,真正勤于政事了。

复次,官场上还存在庸官驱逐良吏的效应。由于当时官场上的大多数官员都是得过且过,因此士人一旦入仕后,也“只能在弥缝涂抹上下工夫,更不敢得罪一人”,很快便随波逐流,“举世成了通套”。那些刚开始还想有些作为的官员只要稍微有所动作,周边同僚马上“或附会以诬其心,或造言以甚其过”,所以最终也是“灰心丧气,竟不卒功”。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,吕坤在任山西布政使、山西巡抚期间,著有《实政录》一书,便是他针对地方官场普遍存在的庸官懒政现象而作,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。

在该书中,他对上至督抚、下至普通巡检、驿递的职责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。不过,吕坤的这些规定,大约最终也只是成为纸面文章罢了,并未能真正得以推行。万历二十五年,时任刑部侍郎的他向万历皇帝上《忧危疏》,指陈时政之弊端,甚至直接批评皇帝懒政导致朝政混乱,由此触犯忌讳,被勒令致仕,结束了自己的官宦生涯。

袁黄《当官功过格》的流行

晚明时期善书盛行,其宗旨则不外是劝人行善积德,以换取将来的福报,其中贯穿的自然是一种因果报应的思想。这种思想流行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,官员亦不例外。事实上,明代地方官员在上任时也往往要向城隍神发誓,认为自己与城隍“阴阳表里”,共同管理地方,希望得到神灵的帮助,而一旦有“怠政奸贪,陷害僚属,凌虐下民”的情况,便会得到神灵的惩戒。从本质上说,这样的就任程序同样是建基于因果思想之上的。

正因为如此,所以在晚明时期特别出现了一种专门供官员使用的功过格,也就是袁黄所著的《当官功过格》,这一功过格规劝官员积功避过,以求为自己、为家人累积福报,在当时曾经风行于晚明官场,流传甚广。

《当官功过格》的作者袁黄是晚明善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,万历十四年进士,曾任河北宝坻知县,在任期间,为地方兴利除弊,很受人们拥戴,所以他对于地方政治的运作有着切身的体察,对晚明的惰政也有清醒的认识。

《当官功过格》最大的特征就是将官员的功过指标进行量化,将官员职责归为“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”六类,总计列有“功格”58条,“过格”42条,他显然希望地方官员每日通过功过格反躬自省,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施政思想和行动,努力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官员,避免成为“庸官”。

清代名臣陈弘谋曾经高度评价《当官功过格》一书,认为它对于地方官府应兴应革之事,条分缕析,“即其得失之轻重,以定功过之多寡”,使官员知道自己“无刻不在功过之中”,因此自然也就会勉于从政了。

与袁黄的思想一脉相承,晚明山人陈继儒进一步发挥功过格的意义,提出了“公门修行”的说法,所谓“当官若不行方便,做甚么?公门里面好修行,凶甚么?”这种倡导公门修行的理念,也就是借因果之说来劝导官员积极施政,趋善避恶。

总而言之,尽管晚明时期自张居正以下,不断有人在思考如何整顿吏治,防止“庸官懒政”,但最终的效果却都是差强人意,终至于“虚文日盛而实政亡”。在位官员更是“为家念重而为国轻”,做“太平官”的理念已深入骨髓,而这种自上而下都不能勇于任事,甘于尸位素餐的官场生态正是明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作者单位:上海社科院历史所

主编:王多

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栏目主编:王多图片编辑:邵竞

作者:王健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责任编辑:


0
编辑: 农雅昌
 

更多>>华推荐

更多>>点排行

更多>>门视频